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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控制困境的伦理分析

来源:118822品特轩心水 2016-02-17

 现代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越来越突显,如何对技术进行有效控制和反思愈发成为各个领域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对此,有学者致力于描述和探讨技术控制存在的困境,也有学者尝试对这些困境提出解决方案:从技术领域———使技术具有可改正性、可控制性和可选择性,从而能够通过改变技术决策来控制技术;社会学领域———”在技术建构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展行动者网络……使得技术的建构活动具有更多可供选择的技术范式和路径”生态学领域———”在推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一定要深刻理解和把握技术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原理和演化机制”,等等。

  然而,本该对技术控制和反思问题具有一定话语权的应用伦理学却日渐处于边缘状态。众所周知,应用伦理学最初是伦理学家为了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而出现的,然而,随着应用伦理学的发展成熟,其”应用性”特征在建制化过程中逐渐淡化,主要表现为应用伦理学的学科化发展模式使学者们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依然停留在学科划分的体系之内,更多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谈论’应用伦理学,而非真正地’应用’伦理学”。这种学科化发展使得应用伦理学丧失了核心旨趣和实践维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技术伦理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学科化的发展模式使其无法应对新技术条件下涌现出的各种伦理问题,也无法切实发挥出对技术发展的伦理规范和控制效力。对此,技术伦理学要想改变当前缺乏实质话语权的状态和边缘性地位,就必须参与到技术发展的真实情境当中,以恢复技术伦理学的”应用”旨趣。

  一、技术控制难题:科林格里奇困境

  随着现代技术逐渐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愈发普遍,其在提升生产力和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导致了一些难以消除的负面效应。因此,如何对技术发展采取有效的预测和控制成为当前学界,尤其是技术伦理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英国学者科林格里奇(David Collingridge)在《技术的社会控制》(1980)一书中提出了关于现代技术发展的控制难题:”技术的后果在其发展前期难以预测,故虽可以进行控制却不知如何控制;随着技术的发展成熟,其影响日趋明显,虽知如何控制却很难对其进行控制”[4]。这一难题也因此被学界称为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s Dilemma)。科林格里奇困境的内涵和前提预设可以被展开并界定为三个维度:权力维度、知识维度以及时间维度。首先,权力维度预设了行动者在技术发展过程中进行权力介入的可能性,且这种行动者大都来自技术系统外部。科林格里奇认为,技术控制意味着需要强有力的社会主体对技术的发展过程进行干预,如议会、政府机构等社会组织,他们以一种外在于技术系统的观点看待技术困境,且具有对技术进行控制的专业合法性;其次,在知识维度上,科林格里奇困境包含着知识论领域的经典因果论,即”对技术发展所了解的知识水平越高,那么对它未来后果的相关预测就越准确”。

  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将知识的确定性完全建立在线性积累基础之上,认为随着技术发展过程的推进,人们理所当然地能够积累起关于技术控制的充足知识。此外,它似乎预设了这种关于技术控制的知识是一种精确的、客观的、固定不变的知识,并倾向于在技术发展和控制的早期便尽可能多地获得这种知识,而忽略了技术发展和控制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对技术认识的改变,并试图将这种知识当作客观普遍的认识用以指导技术控制的整个实践过程;最后,时间维度预设了技术发展存在着时间序列上的早晚顺序,因而技术控制也就相应地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后问题。科林格里奇认为,在技术发展早期,人们往往对技术缺乏足够完备的认识和准确的预测,因而此时虽然易于控制技术后果但却不知是否应该控制或应该如何控制;在技术发展的成熟阶段,尽管人们对于技术的认识逐步加深,但技术已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系统之中,此时人们虽然知道如何控制却囿于成本等问题而根本没有能力来实施控制。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于技术发展的早期控制或晚期控制的线性时间维度。

  通过以上三个维度的分析可以发现,科林格里奇困境实际上是建立在技术与社会的分离与对立之上的。它将技术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属于知识论、决定论的范畴;而社会对其的控制是外在于技术系统的,属于价值论、建构论的范畴。在这种情境下对技术的控制只能沿着两条进路进行:技术系统内部的自控制,或者是技术系统外部的社会控制。然而,建立在技术与社会二元对立基础上的这两种解决进路各自存在着相应的问题:封闭的技术系统自身缺乏控制和反思机制,不可能在系统内部自生出对自身发展的控制力;而独立于技术系统之外的社会控制,意味着执行技术控制的行动者本身不参与到技术发展的过程当中,而是以一种外在于系统的视角看待和实施对技术发展的控制,这就导致了社会控制由于缺乏对技术系统的动态把握而缺乏实际效力。

  鉴于以上分析,要想解决科林格里奇困境,首先就要在认识论上将技术与社会的彼此分离转变为相互构建,以一种建构论的视角看待技术发展,并强调在技术发展系统的内部纳入社会控制的因素。其次要认识到科林格里奇困境同时表现出的知识性和价值性的双重维度。也就是说,科林格里奇困境的解决不仅在于对技术发展的特征和模式的分析、对技术控制的方法和路径的探索,其出发点更是一种对社会发展与美好生活的关注与期望,其中所蕴含的是一种深层次的价值问题,即对”美好生活”的概念内涵、人类福祉和社会进步的范畴体现等问题的追问。然而,这种知识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双重维度在休谟那里就已经被证明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人们既无法从事实判断中得到价值判断的标准,也无法从应然判断中直接导出相应的行为。因此,当下学界对科林格里奇困境的知识性探讨并不代表能够解决关于技术控制的价值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将对技术控制的描述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结合起来,在知识性的解决方案中引入价值维度,从伦理学的视角出发对科林格里奇困境提供一种解决思路。

  二、伦理透视:技术控制的困境

  基于伦理学的视角,技术控制困境的三个维度呈现出丰富的价值色彩和建构特征。在权力维度上,技术控制主体的活动主要体现为异质行动者之间,基于各自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不同而产生的相互博弈。这些异质行动者不仅包括议会、政府机构、技术专家等直接的技术控制者和参与者,还包括作为资源行动者的自然资源、技术使用者、社会组织等。这种异质行动者相互作用的突显是伴随着技术黑箱的打开而出现的。20世纪80年代伊始,技术哲学领域发生了一场面向具体技术情境的、借鉴了STS传统的”经验转向”。在这场”经验转向”中,技术哲学家们主张以一种建构论的、情境化的立场来代替传统的更为抽象和决定论的技术哲学。尤其是荷兰学派的学者们,他们通过对具体技术的经验描述打开了”技术黑箱”,发现技术的设计情境和使用情境共同构成了技术物的存在场域,并且将其置于更大的技术-社会系统当中。在这样的存在场域和巨大系统当中,技术物不再是中立性的工具,而是成为了汇聚不同利益群体价值诉求的集合。

  在技术控制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所有相关利益群体的诉求,这不仅仅是政府部门进行技术控制的职责所在,更需要这些利益群体直接参与到技术控制当中,通过积极的行动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因此,从伦理学的视角出发,如何在协调好异质行动者之间的不同利益诉求的基础上确定并达成技术控制的目的,是面对科林格里奇困境的权力维度时所要解决的问题。在知识维度上,对技术的控制呈现出了多领域、多学科交叉的”田野”特征。这种”田野”特征的概括来自于北德克萨斯大学的罗伯特· 弗洛德曼(RobertFrodeman)教授。弗洛德曼认为,知识的生产应该面向知识的应用,即现实问题的解决。而现实问题往往涉及到诸多学科及不同领域的参与者,这种复杂性构成了开展学术研究的”田野”。在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中,知识被划分为严密精细的学科体系,并且人们假定这种划分先天地能够与现实互相对应并建立联系。然而,就当下不断产生的现实问题及其复杂性而言,目前的知识体系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囿于学科范围之内的知识生产并不能保证与现实建立联系并产生实践效力,还往往”由于过分追求理论的严谨性而丧失了(与现实的)相关性、(哲学本身的)智慧以及更大范围的准确性”。

  技术控制正是当前社会诸多学科及生产生活领域所共同面对的”大问题”,其中不仅涉及到了对特定技术物或技术系统进行改进和控制的技术性问题,还涉及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如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生态学、伦理学,等等。以此分析,科林格里奇困境在知识维度上所涉及到的多领域、多学科交叉的特征,使其构成了技术控制的学术”田野”。这一”田野”中的知识生产活动不仅包括了不同领域的技术专家之间的跨学科交叉与合作,还包括了技术专家与非学术群体(包括政策制定者、公众、社会组织等)之间的价值冲突与沟通。因此,如何确保技术控制知识的跨学科生产能够有效进行并具备实践效力,同时将这种事实知识与价值导向结合起来,使技术控制的结果符合整个人类的福祉和社会的长远发展,是从伦理学视角出发,面对科林格里奇困境的知识维度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时间维度上,对技术的控制体现为对技术建构性发展的全过程,尤其是设计开发阶段的伦理介入。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会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迭代建构的特征。技术、科学、社会、自然以及文化等因素处于相互缠绕的状态,构成了一张动态的”无缝之网”。这些因素之间无法明确划界,也不存在有始有终的单向时间序列。而之所以会形成科林格里奇困境,在时间维度上恰恰是因为传统的单向线性的技术控制路径难以把握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迭代建构。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将对技术的控制时间扩展到技术发展的全部建构过程当中,”从对技术前提与结果的静态考察转移到对技术发展的内部动态过程的考察上来”。

  对于技术伦理学来说,要想解决科林格里奇困境,就应该将传统后思式的、批判性的伦理进路转变为前思式的、建构性的伦理研究,从对技术后果的反思扩展到技术的设计开发阶段,甚至变技术”控制”为技术”塑造”,使技术在形成阶段就能避免可以预见的不良后果,满足特定的价值需求,实现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最佳结合。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从伦理学视角认识并解决科林格里奇困境,关键在于伦理因素直接介入技术的建构性发展过程,尤其是技术的设计开发阶段。对此,诸多技术哲学家及伦理学家们已经开始着手将伦理反思自觉纳入到技术研发过程当中。面对技术控制存在的异质主体之间的价值及利益冲突,这种伦理介入一方面表现为依据特定的技术控制目标和伦理规范对技术发展过程中涉及到的不同群体之间的价值冲突进行协调,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将伦理道德因素作为技术设计开发的一个维度,对技术的发展产生价值导向作用。

  三、伦理进路:解决技术控制困境

  从伦理视角解决科林格里奇困境的关键在于伦理因素的介入,具体来讲,就是将技术物在不同情境下涉及到的价值诉求纳入技术发展的过程予以考量,并以影响技术发展建构的方式达到技术伦理价值的改善或实现。与此同时,根据伦理介入技术发展的程度及侧重点不同,可以将伦理介入的进路分为两项:其一是对技术设计方案进行建构性技术评估(ConstructiveTechnology Assessment,以下简称为CTA)。之所以被称为”建构性”评估,在于这一评估发生于技术的设计阶段,并旨在对技术设计产生建构性的影响。另一条路径是对技术物进行伦理设计,即将某些特定的伦理需求通过设计变成技术功能性的一部分,实现技术在使用情境中的道德化。

  1.建构性技术评估

  建构性技术评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于荷兰、丹麦等国家,它是针对预警性技术评估的困境,将技术评估的重点从对技术后果的预测转移到了技术的设计开发过程。CTA吸收了新熊彼特主义关于技术演进的动力学研究,以一种进化论的观点看待技术进步,认为技术的发展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是受制于多种因素(主要指技术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动态反馈过程,而技术的结果则包含在当前的发展当中,设计者可以通过对环境的预测来避免设计不适应市场环境或政策规定的技术产品。鉴于此,为了确保对技术的选择环境进行准确预测,CTA主张在设计阶段展开利益相关者评估,依据反馈结果对技术设计方案进行调整,从而尽可能地照顾到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避免技术的消极后果。由于强调社会相关因素的参与,技术物的设计过程呈现出多元主体性的特征。在CTA 看来,技术设计的主体不仅是技术的设计者,即科学家和工程师,还包括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技术设计的利益相关者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的行动者。第一种类型是技术行动者(technology actor),即与技术物设计有直接联系的行动者,如技术物的设计者、技术开发企业等等。第二种类型是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即在技术物的使用情境中所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如技术的直接使用者、相关社会组织、政府机构等等,其他企业和技术设计者也可以扮演这一角色,对技术物的设计进行反馈并施加社会影响。第三种类型是元层面的行动者(actors at meta level),这一类型的行动者主要负责沟通前两类行动者,以通过某种协商机制确保技术设计的结果能够尽可能地满足各方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这类行动者主要包括技术评估机构、政府科技发展部门、企业的市场调研部门等等。CTA实施的关键在于召开利益相关者会议,使各方利益相关者能就技术的设计方案达成一致。然而,不同类型的主体对技术有着不同的价值诉求:一般情况下,技术行动者倾向于以技术的功能性及先进性为价值取向,而社会行动者则更加重视技术对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生活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影响。而出于调解沟通前两类行动者的目的,元层面的行动者则会尽量采取全面、折中的价值立场。因此,CTA 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价值观方面的内在困境。

  2.技术道德化

  设计不同于建构性技术评估旨在沟通和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技术道德化设计旨在直接将特定的伦理价值规范通过设计变成技术功能性的一部分,实现技术物在使用情境中的道德化。在这一介入进路当中,伦理因素和技术因素共同构成了技术原初设计的组成部分。在技术道德化设计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两项实践难点:其一是实践有效性问题,即通过技术设计纳入技术物当中的特定伦理规范能否在使用情境当中有效发挥其预期功能;其二是技术民主性问题。技术道德化一旦成立,实际上就赋予了技术物以及技术专家以干涉人们认知与行为的合法权力,因而暗含着”技术统治论”的危险。要解决技术道德化的实践难点,前者在于有效沟通技术的设计情境和使用情境,将使用情境当中的相关因素引入设计情境当中进行考虑,而后者则在于在技术设计当中加入民主的因素,使技术道德化能够以更加民主的方式开展,而这两条解决方案的关键都在于利益相关者(尤其是非学术群体)的参与。目前现有的技术道德化设计的典型案例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价值敏感性设计(Value Sensitive Design,以下简称VSD)”项目。

  VSD是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工程师巴特亚·弗里德曼(Batya Friedman)等人提出的,旨在以美好生活、人类福祉、公正及其它与人权相关的价值贯穿设计过程,且这种人类价值代替了技术物的效用功能成为VSD的首要目标。目前,VSD实验室主要以信息及计算机系统设计为主要研究方向,其合作者涉及到了计算机科学、数学、政治学、伦理学等诸多专业领域的学者,以及独立视频艺术家、微软公司等非学术群体,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征。VSD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应用,如基于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原则的网络浏览器的设计等等。在VSD的设计实践当中,多学科专家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对相关伦理价值进行阐释,非学术群体也会根据其价值诉求参与合作与对话。因此,以VSD的实际案例来看,要实现技术的道德化设计必须协调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表达,使其能够顺利被纳入技术设计方案之中。

  VSD的设计方法被称作”三重方法论(tripartitemethodology)”,包括概念研究(conceptual investigation)、经验研究(empirical investigation)与技术研究(technical investigation)。其中,概念研究旨在从各方面入手对将要实现的伦理价值进行分析,探讨某种具体的伦理价值如何在技术设计中进行贯彻和表达。经验研究重点关注技术物所处的人类语境(human context),为概念研究中对某种价值的分析提供经验支持,并为技术研究中的具体设计提供经验数据的反馈。技术研究需要考虑的是技术物在不同使用情境下的价值适用性,对技术物进行积极的设计以支持概念研究中所肯定的价值。通过这三个层面研究的重复运用,VSD最终实现了将具体的价值关怀纳入到技术物当中。

  四、介入方式:技术伦理学家的关注

  鉴于技术设计情境的现实特点,技术伦理学家需要在具体的介入活动中对以上两种介入进路所面临的实践困难予以解决。换而言之,对技术的发展过程尤其是设计开发阶段实施伦理介入,实质上是将传统的反思性伦理进路转变为侧重于实践的伦理研究进路。对此,目前的技术哲学领域甚至欧美哲学界都已经表现了出对实践维度的关注。弗里德曼认为,面对知识应用情境的”田野”特征,哲学家们应该抛弃传统的学科划分体系,避免由于在学科划分的”象牙塔”内过分追求知识的精确性而丧失了对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把握。对此,他提出一种新的哲学研究进路,即”田野哲学”,提倡哲学家们以现实问题为出发点,”走出书斋,在具体的项目层面与科学家、工程师及政策制定者展开合作”[3],以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来体现哲学研究的价值。在技术哲学领域,学者们的研究焦点也在由反思走向建构。在第18届SPT会议上,菲利普·布瑞(Philip Brey)发表了题为”21世纪技术哲学的道路”的报告。报告中指出:”21世纪的焦点应该是建构性技术哲学,它积极设法去改变技术和技术对社会的影响。”

  建构性技术哲学的任务在于运用哲学的视角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方案。技术哲学家们从审慎的反思者转变为积极的行动者,参与到与工程相关、政策相关的事务以及公众讨论当中,以引导和改善与技术相关的实践活动。这种对实践维度的关注不仅体现在认知层面,还应该落实到具体的方法论层面,即技术哲学家或伦理学家应当如何进行伦理介入,如何在介入的过程中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是否存在着伦理介入的基本方法或行为规范,等等。对此,可以借鉴皮特·保罗·维贝克(Peter-Paul·Verbeek)提出的整合描述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的方法:通过描述性研究方法,在经验分析的语境下深入发掘技术的道德维度,分析技术发展过程当中蕴含的未被发觉的问题、澄清概念、提供分析框架,以供设计者、使用者及政策制定者能够在充分理解、预测并评估技术物的社会及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和协商;通过规范性研究方法,对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诸种实践活动(如技术设计、使用、控制等)提供价值导向,为异质行动者的利益协商搭建对话平台,引导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以负责任的方式从事技术的设计、使用和控制等实践活动。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从”田野哲学”反对学科化的知识生产模式的视角出发,伦理学家的介入不应当仅限于对于”公平问题、第一原则、方法论及善的本质等典型哲学问题”的探讨,并试图”将这些预先设立的理论框架自上而下地用于所有案例的考察”,而是应该一方面扩展伦理学与其他社会学科及现实领域的联系,”从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生态的、集团的或个人的价值”[等多种角度介入对技术控制的考察;另一方面保持对现实问题的开放态度,从具体的问题出发自下而上地生发出对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重视非学术群体对问题的界定及解决的态度。在CTA的介入进路当中,要想解决异质行动者的利益及价值观冲突,避免使技术发展沦为唯权力或私人利益马首是瞻,就要求伦理学家利用其专业知识,协助元层面行动者构建起不同利益相关者表达价值诉求的对话平台和机制,扩展技术设计决策当中的民主性,实现各方价值诉求在不同语境下的转译。例如,制定技术专家与非学术群体进行对话的规则、语词系统,为开展对话进行前期的预交往准备,如澄清误解、消除信息不对称等等。一方面伦理学家需要协助技术专家厘清公众利益诉求在技术设计情境下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则要帮助非学术群体实现技术设计背景资料与其个人生活道德体验的融合,为开展有效对话进行”生活常识”的准备。

  此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面对诸多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诉求,一味地强调道德原则在伦理介入及利益协调中的导向作用,不仅不利于利益相关者达成共识,也会使伦理介入由此丧失实际话语权和实践有效性。对此,菲利普·布瑞从更具社会相关性的视角出发给予了技术控制的总体价值导向:以”福祉(well-being)”这一更具包容性的价值作为技术评估的标准,通过考察技术对人类福祉的积极或消极影响,挖掘以新技术促进人类福祉的种种可能性。在VSD的介入进路中,技术伦理学家的介入贯穿了VSD三重方法论反复迭代的始终,协助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在概念研究层面,技术伦理学家首先要界定出物定技术物的利益相关者,以及其中涉及到的价值诉求;然后,对相关伦理价值的道德意义进行阐释,探讨目标价值规范的合理性,以及与涉及到的其他价值规范间的关系,如何在这些价值规范中寻求平衡等等,并建立起不同学科及非学术群体能够开展对话的语词系统。其次,在经验研究层面,技术伦理学家要对利益相关者如何理解当前项目中所要贯彻的价值进行分析,并深入到技术物的使用情境当中,对技术专家的设计意图与应用实践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进行调查和探讨。最后,在技术研究层面,技术伦理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技术专家确定技术设计方案及其中的细节能否实现对既定价值的促进或阻碍。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在伦理介入的过程中技术伦理学家要处理好两项关系:其一是中立性角色与参与性角色的关系。技术伦理学家在技术设计的介入情境当中主要扮演中立性角色,即提供理论分析框架,协助构建对话平台和沟通机制,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但与此同时,技术伦理学家本身也是利益相关者中的一员,他们要深入到技术设计的实际情境当中,与技术专家展开对话、参与实验室生活,从而不可避免地具有参与性角色的特征。因此在进行伦理介入的过程中,如何在职业身份与利益相关者身份之间进行协调,避免因为过于沉浸于技术设计情境而丧失伦理学的中立态度,是技术伦理学家需要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加以警惕的。其二是伦理介入与理论研究的关系。技术伦理学家进行伦理介入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技术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恢复技术伦理学的实践维度和应用旨趣,但在具体的介入进路中又必须以理论研究的成果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概念和方法支撑。因此如何使技术伦理学的研究不落入学科化发展的窠臼,处理好理论研究的严谨性与伦理介入的时效性之间的关系,也是技术伦理学家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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